——评李连渠《灵魂深处》（李勇 文）
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这百年来它的核心主题其实只是一个，即书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无论是启蒙文学、左翼文学，还是自由主义文学；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茅盾，还是赵树理、柳青、孙犁，以及王蒙、陈忠实、路遥、莫言、贾平凹，它（他）们无一不是关注和书写中华民族自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这一历史过程在人的生活与心灵世界中所激起的动变。那些希冀、疼痛、彷徨，所映照出的不仅是普通人的渴望与挣扎，更是中国一代乃至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梦想。
这“焦虑与梦想”在李连渠的长篇小说《灵魂深处》中，仅从标题便已见出：它关注的是“灵魂”，并且是灵魂的“深处”——灵魂本已在深处，何以是深处的“深处”？在这深处的“深处”，他展示或发掘了什么？
按内容推算，小说人物和故事的年代大致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当下，作品描述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的人生经历。小说中的“我”、宁立本、郭于敏、石光亮、钟梅韵、苏琪，他们青年时代当知青，返城之后考大学，之后又或从政、或经商、或为学，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最晦暗的一段历史和最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当然，他们年轻时的知青生活并不是作品描写的重点，作品的描写重点是他们返城之后。也就是说，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而这段历史时期正是百年中国发生最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历史，它没有前一段历史的战争、大规模灾难，但却在和平、繁荣的时代表面下有着看不见的硝烟与挣扎。
这“硝烟与挣扎”，之于宁立本，是身在官场的格格不入与勉强调适；之于石光亮，是商业化时代物欲膨胀下的人性沦落与艰难复苏；之于郭于敏，则是更惨痛的直接性的沉沦与毁灭。他们或挣扎于理想与现实，或纠缠于情感与理智，或干脆放弃了挣扎，而随波逐流、自我放弃。在他们当中，郭于敏的“毁灭”最惨痛，作为一个出身下层却不甘下层，并通过自己的“聪明”、“努力”“奋斗”至厅长的平民子弟，他的勤奋和上进最终却异化为急功近利和贪赃枉法，着实令人心痛。在这种心痛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自负，但也看到了时代对人性的煽惑与扭曲。这种“煽惑与扭曲”让我们想到《人生》中的高加林，但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的高加林，他身上还有某种悲剧英雄色彩，而到了新世纪的郭于敏，这种悲剧英雄色彩已经消失殆尽——他的坠落没有抗争，没有挣扎，似乎只有坠落。在他身上，社会批判的意味更浓。
这种对时代的批判，在钟韵梅身上更明显。这个出身书香门第、学术世家的知识女性，最终却抛弃了自己半生坚持的独立与清高，转而为一个副处级职位而日思夜想、焦虑难眠。我们不禁惊诧于这社会和时代的力量——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竟让一个人完全转变成了自己曾最不齿的人？！在钟梅韵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堕落——相较于于官、商的堕落，这种堕落似乎更沉痛。但谁为这“堕落”负责呢？在一个异化的、行政独大的体制内，当自己的才华与生命被一次次鄙弃和耗费，为“一顶乌纱帽”折腰只不过是她维护自己自尊的一种本能挣扎罢了。只是，这种挣扎的结局会如何呢？如果她得偿所愿，她会解脱吗？是在异化的体制内越陷越深身心交瘁；还是在权力、欲望的煽惑下重蹈郭于敏的覆辙？都有可能，但更要命的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在小说中，宁立本和石光亮，前者身在官场却恒守赤子之心，后者曾失足却亡羊补牢悔过自新，他们似乎是寄寓了作者某种理想和愿望的。但这种“理想和愿望”还有更明显的显现，即宁立本的爷爷和“我”的恋人宁线儿。前者喜读四书五经（朱熹的《四书集注》），并谨守忠诚有义的古训教诫子孙，后者淳朴善良且以金子般的内心化解苦难与不公。他们显然是作者真正的心意所寄：传统文化、人性中本有的良善与美好。为了昭示这种“心意”，作者甚至在结尾还特地安排了一场浪漫忧伤的返乡之旅。
但是，当我们跟随着作者重回故乡，重回古朴的河流与土地，却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困惑：这样的“故乡”真的还存在吗？……百年来，我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此刻我们还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着——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走着走着，便走到了今天——传统早已不在，故园面目全非。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谈论“回归”，谈论“故乡”，我们究竟是感到了失落，还是感到了忧伤？
《灵魂深处》试图传递出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尤其是它所建立的根基，恐怕很难达成圆满的实现。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它一部作品的问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涉及理想的时候，同样是如此。当然，可能这就是文学，它不负责也不可能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答案，它只是传递对新世界的理想和愿望罢了——这是它应对这一困境的方式。(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作品简介
这是一部心灵的沉思录。
书中主要人物“我”、宁立本、石光亮、钟梅韵、郭于敏、苏琪是知青“上山下乡”时的伙伴或恋人。后来被命运分散，投入各自的滾滾红尘中。
三十多年后，再次相聚。“我”惊闻苏琪自杀的消息，记忆尘封的碎屑与情感被强烈唤醒，开始探访这些青春伙伴湮没的旧事往情。他们分别是官员、商人、学者，或已成为阶下囚，有着各自的喜悦、愤怒、哀伤和困惑。
作品描述的重点并不是知青生活，而是他们返城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历史，它已没有前段历史的大规模灾难，却有着在和平、繁荣气象下的焦虑与挣扎。
这“困惑与挣扎”，之于宁立本，是身在官场的格格不入与勉强调适；之于石光亮，是商业化时代物欲膨胀下的人性沦落与艰难复苏；而郭于敏由不择手段攀上权力高位又沦为阶下囚，则是直接性的沉沦与毁灭。他们或挣扎于理想与现实，或纠缠于情感与理智，或干脆放弃挣扎而随波逐流。
书中女主角钟梅韵天生丽质，出身名门，名牌大学毕业，可谓占尽先机。但她却被初恋的郭于敏甩掉，又与真心爱慕的宁立本无缘成眷属，最后嫁给并不喜欢的商人石光亮。这些复杂的情感关系，使她实际是整篇故事的结构中心。
钟梅韵作为国学大师的孙女，受祖父的感染熏陶，不屑于趋炎附势，热衷于做学问，本来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但在浮躁红尘中，她终究抗拒不了功利诱惑，转向一心从政做官的世俗追求，为此不惜屈尊纡贵。这与她原本的人格大相悖逆。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竟让一个人完全转变成自己曾不齿的人呢？
另位女性苏琪生在权势家庭，后来是厅长夫人，自己又是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这背景使她对享有特权已成习性。如今，高官老子去世，丈夫获罪入狱，她也到龄退职。昔阳的优越感陡然失落，又遭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对，对她构成难以承受的打击，最终选择了自杀的可悲归宿。她是不公正社会的受益者，又是世态功利、人情缺失的受害者。在她身上，也反应出一种时代的焦虑。
作者对书中人物都不是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而是就人物成长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个体人格等进行客观描述，做出综合的公允评价，从而写出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并将故事引向普遍人性的角度加以拓展、深化。从传统进入现代，再回顾传统，从而展示出现代人被扭曲的心灵。
这些讲述，让我们随着“我”探访的脚步，走进每个人物的灵魂深处。这些故事，也成为当下中国的一面灵魂之镜，人人皆可从中照见自己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