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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李连渠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仕途门》；时隔三年，该社又出版了他的另部力作《灵魂深处》。两部作品可谓姊妹篇，讲的还是那些人物的那些事儿，但叙事视角和方式迥然不同，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同一故事用两种讲法来写，当代小说创作中很罕见。如何拓展视野，讲出新意，深化主题，显然是个很大的挑战。
作为从政三十余年的公务员，李连渠对官场小说创作应是游刃有余。加之他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本来就是科班出身，上大学前就发表过文学作品，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这都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宽阔视野，有助于形成多元的艺术风格。《仕途门》一书是采取传统的叙事方式，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几位主要人物的成长故事，描绘出一副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风情长卷。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创作出了一部由外向内拓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
与之相反，《灵魂深处》则是一部由内向外铺设的有着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它以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活动为结构文本的主线，情节心理化，作者试图以绵密的心理分析来省察人性中不可捉摸的奥秘。在《仕途门》的“引子”中，曾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桩往事：“文革”初年，著名国学大师钟贯一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跳河寻了短见。几年后，迎接他的骨灰归葬故里时，在火车上意外地将骨灰盒丢失了。由此引出质问：“那个遗失的国学魂灵，还能找回来吗？”这似乎是则文化寓言，也使小说的开端布局颇有《红楼梦》的味道；正文部分，引言里出现的“我”已完全淡出，采用第三人称讲述了通篇的故事。而在《灵魂深处》一书中，那个“我”从幕后进入台前，成了其他几位人物事件的旁观和见证者。通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我”的自身经历和情感也融入其中，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
在城乡结合处（县城）长大的“我”，从河洛县铁路子弟高中毕业后，作为下乡知青到汇龙村“安家落户”。这伙知青中，有省城的学生也有县城的学生，他们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这是个很独特的境遇：“我”作为县城人，处于“洋气”的都市人和“土气”的乡下人之间，是种不土不洋的中立者的身份。“我”在城乡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里栖身，从而获得了观察者的便利。
后来，“我”在恢复高考时从乡村考上大学，转入大都市的生活圈。这又使“我”具有了农村人和都市人的双重身份背景。当年的几位知青伙伴也都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但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要么从政、要么经商，而“我”成为了媒体人。在一个权力和资本双向博弈的时代里，“我”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夹缝里的“中间人”形象，不同于世界文学当中常见的“零余者”，而是在农村与都市、权力与资本互相交织的境遇中，无法摆脱二元对立的宿命，仍然要经历灵魂深处的内在冲突和分裂的煎熬。
在插队期间，“我”和纯情的乡姑宁线儿恋爱，这段情感是不对等的双角关系。对于“我”来说，不过是青春期的躁动，让“我”偷摸着跟宁线儿好上了；而当肉体的冲动淡去以后，宁线儿的情话就显得毫无趣味，哪怕是月色如洗，也缺乏情调，这种“土气”的爱情是配不上“落难公子”的。一旦“我”考上大学，便会移情别恋，另寻新欢。在整篇故事里，“我”从乡村到城市的命运转变，再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梦。这个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显得并不那么纯粹。当“我”遍历人世沧桑，洗却风华，重新发现了月光下的麦场如诗如画的浪漫，看似心灵经过洗礼后变得晶莹剔透，其实不然。“我”对宁线儿的情感转变，如果没有身份变化作为根基，恐怕很难实现。这种意识的觉醒，仅仅简单地理解为“我”对繁华喧嚣的城市文化的厌弃，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也许，这终究是一种人们向往理想“彼岸”的意识罢了。
在当代文学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从未得到过真正的调和与消解，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文化的现代化，仍然处于一个远未达成的阶段。《灵魂深处》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的群像：“我”、郭于敏、钟梅韵、石光亮、苏琪等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灵魂深处》也是“知青”题材小说的演变与深化。新时期文学当中，“知青”题材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过了三十余年，当年的“知青”开始进入中老年阶段，到了总结人生的时期。而“知青”群体里的有所成就者，至今仍在掌握着社会的主体资源，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来说，具有很强的建设性意义。本书几个主要人物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最先觉醒的一代人，身上还残留着火红时代的影子。在他们的心灵里，各种矛盾冲突会有更强烈的反应。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让他们不甘于在物欲的纠缠中沉沦，但又无力完成自我的重塑，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变。
当然，城乡二元对立并非作家的主要用意处，更着重于心灵发展历程的描绘：“我”及青春伙伴从纯真的故乡出发，在（城市）浮躁世态的物欲追逐中，经历了心灵的挣扎、冲突、扭曲以至失去本真的自我。其中伴着诸多痛苦的困惑、矛盾和反思。最终“我”又回到故乡——出发的原点。浮躁心态复归了冷清和纯净，觉醒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让作品在主题方面带有浓郁的文化寓意。
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书中的主要人物出现了几组三角关系，这些关系又相互关联，呈现出复杂的多角关系。其中的女主角钟梅韵，处于情感漩涡的核心地带。她出身名门，毕业于名校，如今已是颇有名气的教授，加上长相漂亮，气质优雅，在情感生活上，可谓占尽先机。但她却被初恋的郭于敏甩掉，后来爱慕上宁立本又无法结为伉俪，大学毕业时带着无奈的遗憾分手。最后嫁给一个她压根不喜欢的长相不好、粗俗鲁莽的商人石光亮。因着这些复杂的情感关系，她实际是几个主要人物的结构中心，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情感故事。
本来，钟梅韵作为国学大师的孙女，受祖父的感染熏陶，不屑于趋炎附势，“连省级高官都看不到眼里”，而是热衷于做学问，且有骄人的学术成就。这样一位优雅的知识女性，在遭到汪副区长的调戏时辞色严厉，不肯为钱忍辱妥协，颇有知识精英的清高气节。如果故事到此为止的话，她无疑是个完美的知识女性形象。然而，在浮躁世态中，她终究抗拒不了功利诱惑，转向一心想从政做官的世俗追求。为谋求一个副院长（副处级）的职务，她不惜屈尊纡贵，抛开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自甘卑微地奉迎权力。这与她原本高洁的人格大相悖逆，折损了完美的形象。客观地说，这也是“官本位”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扭曲反应。她看到远不如自己的杜珂当上副院长后，对自己颐指气使，内心无法平息怨气，才决计争当副院长，借此争得一席尊严。但在这个“争”的过程中，却丧失了本真自我和独立人格，滑向随波逐流的旋涡。能看得出，作者对钟梅韵的描写更多是欣赏，而欣赏中也带着无奈的遗憾和婉惜。
书中对另位女性苏琪的描写则是另种情怀。“我”并不欣赏她，甚至对她一直很反感。但对她的自杀却给予极大同情。苏琪自杀的直接动因，是社会特权的丧失。她生在一个权势家庭，后来是厅长夫人，自己又是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她依着权势因素获取诸多便利，以至对享有特权已成习性。如今，高官老子早已去世，丈夫又获罪入狱，她也到了退职年龄。昔阳的优越感陡然失落，这对她惯性的特权心理很难适应。尤其是丈夫失势和她退职后，遭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对，更是雪上加霜，构成她难以承受的打击。她的精神被击跨了摧毁了，于是选择了轻生的可悲归宿。也因此，作者对苏琪的描写既有批判，也有怜悯甚殷之意：她是不公正社会的受益者，却又是世态功利、浮躁以至人情缺失的受害者。从中也反映出作者的客观态度，并对人物命运充满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对书中其他人物的命运，作者也都不是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深入地进行客观分析。就人物成长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做出综合的公允评价，从而写出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宁立本在情感问题上，对结发妻子的忠诚与对暗恋情人的难舍，构成强烈的内心冲突；面对功名的诱惑，他想固守正直做人的良知，却又嫉羡王敢闯行贿谋官的成功；他想做个良心官，却又为博取政治荣誉而忽视山区学生的生命安危，酿成王小希惨死的悲剧。又如石光亮，对老婆钟梅韵一往情深，但面对财富和色欲的诱惑，又不能自控地背叛了真心爱人，对她造成严重伤害。他在灵与肉的博弈中，呈现出人性的扭曲；再如，郭于敏原本是重情感、有孝心的人，却又是权力的疯狂追求者。一方面，他为仕途不惜抛弃倾慕的初恋情人钟梅韵，也无睱顾及对母亲的关照。另方面，他内心又一直深爱着钟梅韵，而对母亲愧疚不已。情感的执着与权欲的贪婪，使他形成一种分裂型的人格。诸如此类的鞭辟入里、详实细密的分析和推理，使得作品部分摆脱了对人物平面化塑造，将故事引向普遍人性的角度加以拓展、深化。从传统进入现代，再回顾传统，从而展示出现代人被扭曲的心灵。
作者采用了真诚、朴实的文风，从人性的剖析出发，来阐述固守本真良知、人性向善、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这部记录了中国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心灵变迁历程的“沉思录”，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精神。这种东方文明当中较为缺乏的自我批判意识的出现，恰是中国现代文化正在走向日益成熟自信的映射。同时，这部作品在叙事方法上做出的新探索，使其显示出更为独特的艺术价值，光华内敛，耐人寻味。（确牛）
